“叮铃铃······叮铃铃······”接起电话，是案管科的小赵：“来拿案件了，高某盗窃案，提捕的。”我眉头一皱，是同名同姓吗？怎么这么耳熟？拿到提捕意见书，看到高某的姓名和基本信息，我知道是同一个人，心里涌现出一股复杂和无力感，怎么又盗窃了？
我回忆起几个月前办理高某盗窃的起诉案件。高某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间，单独或伙同徐某某（未满16周岁）在兴化市张郭镇、唐刘集镇等多地实施盗窃行为，盗窃总价值3594元。虽然数额不多，但采取手段繁多，翻墙、钻窗、跺门、拔插销等等，共作案9起之多。经过社会调查了解，我发现高某有着许多未成年犯的共性：从其自身而言，高某初中毕业，因从小学习成绩不好，调皮捣蛋，学习不下去而没有继续学业，想自己讨生活。并且法律意识淡薄，没有自制力。从其家庭环境而言，其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谋生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淡薄，高某属于典型的留守未成年人，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教。从其社会关系而言，高某交友不慎，与社会不良人员来往较多，经常整夜上网，因无钱上网染上盗窃恶习。多方面的诱因导致高某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。
案发后，高某的父母主动退出全部赃款，并向我们再三保证会管教好自己的儿子，希望给予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高某也表示会积极改正。从教育、感化、挽救未成年人的角度，我们建议适用非监禁刑，高某于2014年1月24日被判拘役三个月，缓刑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。
我仍旧记得当时高某正视我们的青涩脸庞，坚定地保证“以后做一名遵纪守法好青年”的誓言。然而，现在，他时隔三个月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却隔着铁栏杆，微侧着脸，眼神躲闪。我心中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慨。
高某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检察官好，我···我爸妈呢？”说完突然抬头伸长脖子向我们身后看去，似乎要看透那扇门。陈科长告诉他：“你爸妈没能来，今天我们请合适成年人到场，这位是关工委的杨主任。”高某听后又低下头。讯问开始后，当陈科长问道为什么又盗窃时，高某停顿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：“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感觉的，说不出来，就是想了，没钱了。”“难道你没钱了就可以去偷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？你难道还没有从上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吗？”陈科长一连串的发问，让高某又沉默了下来，突然他将头深埋进两臂间，呜呜的哽咽声，从手臂间溢出，堵在我们的心口，沉闷地难受。
因为高某是在缓刑期间再犯，我们向当地司法所和帮教五老了解其缓刑期间的表现情况，帮教五老表示自己很痛心：“4月2日上午我们在司法所进行集中思想教育和法制知识普及，了解高某的近期状况，知晓其跟随母亲在上海打工。虽然当时感觉高某心不在焉，很是敷衍了事，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晚上他就去偷东西，让我们感觉很震惊，为其感到悲哀。”我听后也很想问问高某，是什么促使他在帮教后仍然成为一匹脱离缰绳的野马，在4月2日晚至4月3日凌晨，采用拉车门、撬汽车车窗玻璃等手段连续作案3起。是什么促使他无视我们对其的教育和管教，挥霍我们的信任和关心，仍然又一次伸出第三只手进行盗窃。但现在，听见高某隐忍的哭泣，听出了其后悔与愧疚，我又不想质问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！
曾经接触过一类罪犯，他们从年少时小偷小摸，从行政处罚到有期徒刑，1年、3年、5年······不断地进出监狱，到了60几岁仍然盗窃，大半生在牢里度过，牢房和盗窃竟是他们最熟悉的生存方式。也许，对于高某，需要的不是质问和谴责，而是如何将其从盗窃的怪圈中拉出，如何使其远离上述的一类罪犯，不能让盗窃成为高某的一种习惯。
从看守所出来，讯问工作已经结束，但帮助高某回归正途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
想到高某在讯问时的第一句话，问的就是他的父母，我们可以看出高某仍然渴望父母的关爱，期望他们来看他，得到原谅。想起之前打电话联系高父高母，虽然高母说“被他气病了，没能力管教了”，但还是给在押的高某送去衣物，虽然高父第二次放下狠话，“就是要他进牢房好好受受苦长长教训”，但还是帮高某退还了赃款。我们与高父高母第二次沟通，让他们在给予关爱的同时应加强家庭管教，即使不在身边，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书信，给高某灌输正确的是非观和金钱观；加强对高某自制力的训练，帮助其远离网络危害，改正恶习陋习；净化高某的朋友圈，提高高某的辨别能力，从事有益的活动。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，虽然高某已让他们失望一次，但我们希望高父高母不要轻言放弃，遏制高某恶习的发展。
在帮教方面，无论是司法帮教还是社会帮教，都需要从高某这件案子中吸取教训，反问自己，我们的帮教真正的做到位了吗？针对“你帮教你的，我做我的”这种现象，如何将帮教进行下去？帮教不能是简单的开会，应深入剖析被帮教人员的现状，了解其思想动态，采取多种方式将法制意识刻入脑海，使其真正认识到错误行为的性质，并束缚被帮教人员的行为，从思想源头上纠正。
未成年人盗窃，大多初犯，我们应以高某为鉴，不能让盗窃成为一种习惯，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回正途，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再犯罪。
